界面新闻:再谈真人电影《小美人鱼》选角争议

《小美人鱼》女主角Halle Bailey(中)在第94届奥斯卡颁奖礼现场。来源:视觉中国小美人鱼》女主角Halle Bailey(中)在第94届奥斯卡颁奖礼现场。来源:视觉中国

  原标题:再谈《小美人鱼》选角争议:好莱坞的多元化策略与非西方观众的文化焦虑

  记者 |林子人

  编辑 |黄月

  官方迪士尼粉丝大会D23 Expo日前在美国加州安纳海姆举行,大会公布了迪士尼真人电影《小美人鱼》将于2023年5月登陆院线的消息,并释出首支预告片。一分多钟的短片从女主角爱丽儿的视角展示了生机勃勃的海底世界,并在结尾处揭示了由美国非裔歌手、演员Halle Bailey饰演的爱丽儿的扮相,以及由她演绎的《小美人鱼》经典曲目《Part of Your World》。

《小美人鱼》预告片中的Halle Bailey《小美人鱼》预告片中的Halle Bailey

  界面文化曾于2019年报道过《小美人鱼》选角因为Bailey的肤色问题引发的“这不是我的爱丽儿”(#NotMyAriel)论战;而今,当这位拥有高颧骨、棕色皮肤和棕色眼睛的演员真正以小美人鱼的形象出现,部分观众对“小美人鱼”的固有认知遭到直接挑战。在中文互联网内,嫌弃真人版《小美人鱼》女主角“样貌丑陋”的评论声量不小,小红书上涌现出了一批帖子,将爱丽儿修图为更接近白人的模样,以“还原心中的小美人鱼”。

  真人版《小美人鱼》导演Rob Marshall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解释过选择由Bailey饰演爱丽儿的原因——仅仅只是因为她的表现太棒了。Bailey在试镜时演唱的《Part of Your World》深深地打动了他,“当她唱完时,我不由地流泪了,因为她的演唱充满深情,你立刻就知道她有能力展现爱丽儿的激情、灵魂、快乐与心灵。”Marshall为D23 Expo的现场观众播放了一段非公开视频,展示了Bailey在片中演唱此歌曲的完整片段。据Variety报道,现场陷入一片安静,一些观众很明显地被这段扣人心弦的表演打动了,一位观众脱口而出“她太棒了”,另一位观众说“我鸡皮疙瘩起来了”。

  但她的才华似乎不足以说服那些坚持某种“原著原教旨主义”的观众。如《小美人鱼》以及近年来许多其他影视作品所展现的,美国娱乐工业正在向多元包容的方向发展,但对一些非西方观众来说,这种多元化策略不仅没能投其所好,反而因其冲击了他们对全球经济文化固有秩序的认知而呈现出某种冒犯性,这两者之间的不和谐及其深层原因值得深入分析。

  好莱坞的改变与生意经

  真人版《小美人鱼》的卡司多元化,其实不仅体现在Bailey一人身上。螃蟹塞巴斯蒂安将由曾在音乐剧《汉密尔顿》中大放异彩的Daveed Diggs配音,他的父亲是非裔美国人,母亲是犹太人;海鸥史考托将由亚裔美国女演员Awkwafina配音;非裔英国女演员Noma Dumezweni将出演一个全新原创角色;印度裔英国女演员、Netflix热门剧集《布里奇顿》女星Simone Ashley也将在该片中有戏份。

  当然,由非裔女演员饰演小美人鱼吸引了绝大多数的注意力。一位YouTube网友留言称,《小美人鱼》曾是她小时候非常喜欢的动画电影,但在和朋友们玩扮演游戏时,她没法扮演爱丽儿,因为朋友都觉得“没有哪位公主是黑人”——这恐怕是看好莱坞电影长大的人几乎共同抱有的一种刻板印象。谁才是默认的主角呢?是白人。

  英国作家、记者卡罗琳·克里亚多·佩雷斯(Caroline Criado Perez)在《看不见的女性》一书中提出,深深渗透进我们思维的,“不加说明就是男性”的思维定式以及以男性为主导的文化与性别数据缺口互为因果,而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能见度提升给部分男性带来了威胁感,并引发了他们的强烈反应。佩雷斯认为这种威胁感源自恐惧,恐惧由性别数据缺口引发。我们也不妨将这一理论应用于种族维度,来解释对真人版《小美人鱼》的负面评价——正是因为流行文化(特别是影视作品)中存在种族数据缺口,才引发了人们的恐惧和威胁感。

  在黑人缺乏代表性的社会中,即使公开的种族歧视已不再能被容忍,隐形偏见也将持续存在。这部分是人脑运作机制使然——美国两院院士、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珍妮弗·埃伯哈特(Jennifer Eberhardt)指出,近五十年来,科学家通过各种实验发现“异族效应”(other-face effect)广泛存在于世界各国的不同种族群体中。具体而言,它指的是人们更擅长识别自己种族的面孔,而在识别其他种族的面孔时则常常会有问题。然而研究者同时发现,种族不是先天性的、难以撼动的分界线,比如被不同种族的父母收养的儿童就不会表现出典型的异族效应。

  也就是说,增加对不同种族人群面孔特点的熟悉程度,能有效抵消异族效应,然而迄今为止,至少在影视作品中,少数族裔的代表性不足使得许多人难以抵御异族效应的影响,对针对少数族裔的刻板印象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埃伯哈特援引美国记者沃尔特·李普曼在《公众舆论》(Public Opinion)中提出的观点指出,刻板印象是人脑应对复杂世界时的简单化策略,它往往依赖“我们”和“他们”的概念,并受到文化、政治和经济力量的驱使,以保护、维持现状。刻板印象是构成隐形偏见的基石。

  在大众媒体领域,有研究发现,人们并不习惯看到黑人在电视节目中扮演强大、积极的角色:白人演员对此类角色的反应往往会比对其他白人演员更负面,这种偏见通过微妙的、非语言的行为表现出来,如眯眼、轻微的鬼脸、身体的微小移动等,且这些反应会让观众表现出更多的偏见。研究者选择了包括《犯罪现场调查》《实习医生格蕾》在内的十一个流行电视节目,黑人演员在其中扮演了医生、警察、科学家等正面角色。研究者向没看过这些节目的研究参与者展示了十秒钟的无声视频片段,视频中原本是不同的白人和黑人角色在对话,但有些角色被剪掉了。参与者被要求在观看视频后对被剪掉角色的喜好程度,以及视频中白人角色对待这些被剪掉角色的积极程度进行评估。结果显示,那些被剪掉的黑人角色明显没有白人角色那么受欢迎以及被积极对待。

《实习医生格蕾》第一季剧照《实习医生格蕾》第一季剧照

  对当下的好莱坞来说,拥抱多元当然受道德进步、推进平等这一政治议程的影响——近年来,随着反性骚扰运动和“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Black Lives Matter)奏响继1960年代民权运动之后呼吁平等公民权利最强音,在多元性方面长期表现不佳的好莱坞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但商业利益恐怕是比“政治正确”强得多的一个驱动力。美国经济学家泰勒·考恩(Tyler Cowen)指出,好莱坞之所以能“统治世界”,是因为它志在全球市场,鉴于全球消费者很少有意见一致之处,争取普世性,即拍摄反映人类的一般特征和普遍性价值取向的作品,就非常重要:

  “商业化迫使美国将‘能卖到全世界’的东西作为自己民族文化的一部分,美国人已经将他们的国际胜利与多元种族作为民族自我形象的一部分。通过这么做,为了成功赢得全球市场,美国人在部分程度上抛弃了他们的排他主义性格。”

  麦肯锡于2021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由于忽视电影电视行业中泛滥的系统性种族不公问题,好莱坞每年损失100亿美元。这一巨大的损失反过来意味着巨大的商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年度《好莱坞多元性报告》(Hollywood Diversity Report)研究负责人Ana-Christina Ramon指出,拥有更多元卡司的电影其实票房表现更好,在2021年票房收入前十的院线电影中,有八部的超过30%卡司为少数族裔,少数族裔占比低于11%的电影则往往是票房表现最差的电影。一个格外有说服力的例子是2018年的热门电影《摘金奇缘》(Crazy Rich Asians)——这部全亚裔卡司的电影是过去十年来票房收入最高的浪漫喜剧电影(全球票房2.385亿美元)。

《摘金奇缘》海报《摘金奇缘》海报

  在注意到这些数据后,好莱坞正在采取行动弥补弱势群体的“数据缺口”。2020年9月,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宣布将为2024年第96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参评电影设置代表性与包容度标准(representation and inclusion standards),有资格参与奥斯卡最佳影片奖角逐的影片必须满足以下三个条件中的一个:拥有至少一位种族或民族代表性不足的主演,30%以上的第二主角和配角来自至少两个代表性不足的群体(包括女性、少数族裔、性少数群体或残疾人),故事线、主题或叙事围绕一个代表性不足的群体展开。与此同时,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也对参评电影的幕后创意领导和制作团队、营销以及职业发展机会提出了多元性要求。

  “我们必须放大光圈,以反映多元的全球人口——(多元性)不仅体现在电影制作中,也体现在与这些电影产生联结的观众中。学院致力于将这一愿景变为现实,我们相信这些包容性标准将为我们的行业带来长久的、必不可少的改变。”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主席David Rubin和CEO Dawn Hudson在声明中称。在奥斯卡敦促电影制片公司拥抱多元性的同时,电影制片公司也越来越意识到拥抱多元性的潜在经济效益,正如华纳媒体首席包容官Christy Haubegger所说,“多元性不是我们要做的善事,而是我们赢得市场的筹码,特别是在一个全球市场中。我们需要直接面向和吸引全球各地的消费者。”

  问题是美丑,不是种族?

  对《小美人鱼》选角不满的观众的常见批评之一是:黑人为什么要来演一个不属于他们的故事?这个观点其实经不起推敲——如果一位文艺创作者只能讲述和演绎属于本种族或本民族的故事,那么所有的戏剧本土化和文化借鉴都将失去合法性,最严苛的知识产权法律都未如此限制创作边界,恰恰是活跃的跨文化交流为我们带来了更有创意和突破性的文化产品。比如由波多黎各裔演员、作曲家林-曼努尔·米兰达(Lin-Manuel Miranda)创作和主演的音乐剧《汉密尔顿》,启用少数族裔演员扮演美国国父,更重要的是,它用说唱这种源自黑人文化的表演形式“全程高能”地讲述了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故事。

音乐剧《汉密尔顿》剧照音乐剧《汉密尔顿》剧照

  值得注意的是,白人很少面对同等严厉的质疑。身为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消费主体,他们长久以来享有高度的创作和消费自由,如“全球巡游”般自在地汲取异国文化元素融入自己的叙事,或者直接挪用、取代其他族裔的故事和角色。再次以《摘金奇缘》为例,该片原著作者凯文·关(Kevin Kwan)为了确保自己对选角有充足话语权,仅用一美元的价格将小说卖给电影制片公司。关在接受《好莱坞报道》杂志采访时透露,曾有人强烈建议他,如果要让电影更卖座,他应该把女主角从亚裔改为白人,一位制片人对他说过,“没有一个白人角色真的太遗憾了。”而事实证明,他的坚持是正确的。

  另一种对于《小美人鱼》的不满表现为,Bailey出演小美人鱼不合适,是美丑问题,不是种族问题。在中文语境内,这一观点还牵涉一种主张,即中国在历史上从未像欧美国家那样侵略其他国家、奴役其他种族或实施种族屠杀,因此中国人没有“种族歧视”的原罪,也无需背负道德包袱。没有实施系统性的种族歧视政策,并不意味着未受种族主义影响,种族主义——即使程度轻微——实际上也在潜移默化地形塑我们对自我与他人、审美与价值取向,以及道德判断的看法。

  基于肤色对人类价值进行排序,在普利策新闻奖得主、《美国不平等的起源》作者伊莎贝尔·威尔克森(Isabel Wilkerson)看来,种族主义的本质是一种种姓制度——“根据先祖和某些往往无法改变的特征,规定一个群体生而优越,其他群体天生劣等。”在美国,种族-种姓制度始于殖民时期的弗吉尼亚,殖民地法律将欧洲工人和非洲工人区隔和等级化,从1619年到1865年,一种极端形式的奴隶制将非洲人逐出“人类”的行列,世代受到奴役。直至今日,这一种姓制度依然如幽灵般盘旋在美国社会中,“根据一个人受到承认的阶层或在等级结构中所处的位置,决定是否给予其尊重、地位、荣誉、关注、特权和资源以及此人是否值得信任和关怀。”

  威尔克森提醒我们注意,虽然白人和黑人在种族光谱的两端,位于光谱其他位置的群体绝非可以置身事外。恰恰相反,为了提升自身地位、被主流社会接受,或仅仅为了在等级制度中生存下去,边缘化群体往往屈从于种姓制度,将对最低种姓(黑人)的敌意当作“成为美国人”的投名状:

  “奴隶制在白人和黑人之间形成了人为的鸿沟,迫使亚裔、拉丁裔和原住民这些中间种姓与非洲裔新移民不得不在起初只是两级的等级制度中寻找定位:新来者学会了争取支配种姓的好感,与沉到底层的人保持距离。”

  2006年出版的族裔关系专著《到社区去》(There Goes the Neighborhood)指出,白人和拉丁裔对非裔美国人的看法非常相似,例如,刚到芝加哥的墨西哥移民很快就将黑人视为爱偷懒且容易犯罪的人。另一项关于洛杉矶的研究发现,新到的亚裔和拉丁裔移民尽管也与白人有着复杂关系,但很快就界定了自己“非黑人”的身份,向往住进以白人为主的社区,并且和白人一样,觉得哪怕只有少量的黑人存在,也说明某个社区存在麻烦或正在衰落。

  从全球范围来看,种族主义也是西方殖民帝国主义留下的最负面的思想遗产之一。在“新世界”的形成过程中,欧洲人变成了白人,非洲人变成了黑人,其他人被归为黄种人、红种人和棕种人。在这个白人占据顶端的全球性人类阶梯上,高种姓者成为了衡量其他所有种姓智力和美貌的标准,根据其他种姓与高种姓者的生理特征接近程度,排列其他种姓的价值次序。黑人被认为位于全球性人类阶梯的底端,被其他种姓排斥和忌惮。埃伯哈特发现,全球各地都存在黑人与猿类之间的联想,而被比作动物往往意味着污名化和失去社会地位。在她看来,没有哪个地方能免于受到“黑人是劣等民族”这种论述的荼毒。更糟糕的是,近几十年来心理学研究发现经济焦虑会加剧种族冲突。美国心理学家基思·佩恩(Keith Payne)指出,收入不平等程度更高的国家/地区会更重视地位和等级,因此理所当然会有更高程度的种族偏见。一项关于警察开枪的跨国分析发现,整体而言一个手无寸铁的黑人男子遭到枪击的概率是同等处境的白人男子的3.5倍,但在收入不平等程度高的国家中,这个概率的倍数会上升。

  荷兰中国史学家冯客(Frank Dikötter)在《近代中国之种族观念》(The Discourse of Race in Modern China)一书中探究了种族观念是如何在近代中国形成的。冯客认为,种族观念在中国是一个依赖科学话语发展出来的现代发明,在欧洲种族理论于19世纪末被引进中国之前,中国人并无“白人”或“黑人”的观念。但应该承认的是,一些本土文化、社会和政治传统的确能与欧洲种族理论产生共鸣,比如中国给黄色赋予的象征性意义,对深色皮肤的负面观感,以及对父系社会血统传承的强调。冯客指出,清末改革者是率先运用欧洲进化和种族理论的群体,这些理论非常契合其“救亡图存”的民族主义目标——世界被他们设想为一个不同“种族”为了生存彼此竞争的场域。清末改革者对种族优劣的理解往往也呼应了欧洲人的种族排序,且因为种族观念自出现伊始就与科学话语绑定,它在中国更容易被当作一种事实而非社会建构。此类种族观念一定程度上依然存在于当代中国的思想潜流之中。

  在当代语境中,华人在全球流行文化中的存在感不如黑人高,是否唤起了部分华人观众的对抗情绪,值得思考。这其实是一种历史的讽刺:威尔克森指出,种姓制度公开鼓励被奴役的群体用表演取悦支配种姓,后来,非裔美国人把被迫扮演的娱乐性角色和因此获得的才能,转化为了在娱乐业和美国文化中与其人数不符的突出地位。以欧美流行音乐为例,在爵士、摇滚、迪斯科、说唱、科技舞曲等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音乐风格的创新上,黑人和黑人音乐均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值得一提的是,Bailey在出演《小美人鱼》之前,就是一位童星出道、声名鹊起的R&B歌手。

  虽然同为少数族裔,亚裔和非裔在好莱坞都面临代表性不足的问题,但亚裔演员整体获得的关注和资源更为有限。南加州大学的一份报告显示,在2007-2019年的1300部热门好莱坞电影中,只有3.4%(即44部)拥有一位亚裔主演或联合主演,其中14部归于同一个人:“巨石”强森。该报告发现,39%的电影完全没有亚裔和太平洋岛民演员,整体而言低于6%有台词的角色属于他们。许多原本设定为亚裔的电影角色最后被白人演员获得,如《奇异博士》中的蒂尔达·斯文顿和《攻壳机动队》中的斯嘉丽·约翰逊。

《尚气与十环传奇》主角剧照《尚气与十环传奇》主角剧照

  种种因素使然,当下的中国观众处于一种特殊的文化焦虑之中:在民族自信迅速提升的同时,人们依然就如何进行文化输出、让本土故事被全球市场所关注和接受的问题争论不休;一方面承认好莱坞依然在推出不容忽视的一流文化产品,一方面又对好莱坞主导的议程设置心存疑虑;至于那些确实由亚裔(特别是海外华人)创作和演绎的作品,又因为文化、社会语境差异而造成与中国观众的隔阂和距离感。或许这种焦虑,以及某种秘而不宣的受挫自尊心,是部分人对由黑人主演一部大制作迪士尼电影异常敏感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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