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性犬伤人犬主担全责”,更简明的司法逻辑传递更强大的约束力

2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饲养动物致人损害典型案例,呼吁文明养犬、依规养犬,强化养犬有责、养犬负责意识。最高法通过一起典型案例明确,禁止饲养的烈性犬等危险动物造成他人损害,无论受害人是否有过错,饲养人、管理人都要承担全部责任,其没有任何免责事由可以援引。相关案例引发广泛关注和讨论。(中新社)

“禁养的烈性犬伤人,无论受害人有无过错,犬主承担全责”,这一归责逻辑,其实在上位法中早有体现。只不过,以往这一原则是概念化、抽象化的,具体到个案的审理过程中,法官必须回溯到相关法条本身,通过能动地运用法律,从而将之具象化和推导式运用。这个过程,虽然也是直接援引法条,但还是绕不开一个“还原和诠释”的动作,这在客观上降低了司法实践的效率。而最高法新近公布的这一典型案例,就上述“法条转化”固定化、标准化,可谓意义重大。

民法典规定,禁止饲养的烈性犬等危险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其内涵的立法指向,就是“没有任何的免责事由可以援引,无权抗辩减少或者免除责任,承担着更重的法律责任。”这原本是不言自明的!只不过,这种判断,以往更多是司法职业共同体内的“专业共识”——这与公民普遍理解的规则、内化于心的“威慑”、默认知晓的常识,是两回事。最高法通过发布“典型案例”的形式,来弥合认知鸿沟,这是一种最高效的普法。

事实上,就审理烈性犬伤人事件而论,近年来基层法院几乎很少有“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换而言之,在司法视域内,此类案例属于“送分题”。所以,此次最高法专门发布的“典型案例”,其最大的价值,还不是给司法工作者以审判指引,而更多是给民间传递出清晰的信号,最大程度撬动法律对社会行为的牵引和对社会预期的调适功能。“禁养的烈性犬伤人,犬主承担全责”,这一结论至简至明。恰因为其一目了然、毫无疑义,故而更能转化为现实的约束力。

但凡是饲养了禁养的烈性犬,那么就是违法在先,一旦发生伤人等民事纠纷,那么犬主就自动失去了所有抗辩的免责理由。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类似刑法领域的“行为犯”概念,也即在很大程度上根据“危害行为”本身来追责。推动从根本上整治“恶犬伤人”,将这一逻辑内嵌入整个社会治理系统中的各个关联模块,至关重要。

非但是民事诉讼审理中要贯彻“禁养的烈性犬伤人,犬主承担全责”之立场,在日常的行政执法管理中,同样应该坚决、从严、从快地落实“饲养烈性犬违法,违法必治理”的原则——不少城市都出台了所谓最严“禁犬令”,对于禁养的烈性犬,理应“有案必立”“见犬必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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