秸秆处置再引热议,“禁烧令”的成本与收益该怎么算?

近年来,禁止秸秆焚烧对防治大气污染起到积极作用,但部分农民反映,这也带来了病虫害加重、化肥农药用量增加等问题。记者在东北部分地区走访发现,随着种植品种、种植方式发生变化,田里的秸秆更多了。秸秆不能随便烧,但离田还田都存在弊病,如何处置让基层干部和农民犯了难。黑龙江一些农民表示,秋收后地块被严看死守,实在处理不了的,只能在春耕前“找机会”烧了。(半月谈)

“秸秆处置”问题,老生常谈却一直未获彻底解决。近些年来,在职能部门以“禁烧令”为主要手段的强力管束下,以往那种粗放式连片集中焚烧秸秆的场景,确实得到了极大遏制。然而也应该看到的是,关于“不烧之后怎么办”,时至今日依旧没有很好的答案。在一些地方,那些“替代焚烧”的秸秆处理方案,越发被证明难堪大用。并且随着时间的延续,越来越多的累积性“后遗症”也加快暴露出来。在此语境下,最近相关话题再次走热,也就不难理解了。

毋庸讳言,秸秆禁烧的治理成果,很大程度上是以严管重罚作为前提的。为此下沉的人员、投入的资源,不可谓不多。东北一个农业大县农技推广中心主任跟记者算了笔账:秋收后到落雪前约1个月,期间全县仅供应看守干部的餐食费用就需支出十多万元——以小见大,推而广之,足可见这项工作代价不菲!据此,不少人认为“不值”。但需要说明的是,“禁烧秸秆”的成本是显性的、可量化的,而其收益则是隐性的、非量化的。判断其到底值不值,远比想象中复杂!

“严看死守村民烧秸秆,光干部餐食费就花了十多万,最后还是烧了”,就此,有吐槽认为是徒劳无功、没有意义。可应该看到的是,这种化整为零的“分散焚烧”与过去那种集中连片焚烧毕竟不是一回事。后者是一种短时间内爆发式的“污染物生产和扩散”,大大超出了环境的承载和自净能力。与之相较,那种见缝插针、错峰错时的焚烧,则要温和得多,对环境的破坏看起来也没那么大——可即便如此,这依然不是治本之策。

目前来看,即便舆论已有相关讨论,可是在规则层面给“焚烧秸秆”重新开个口子,或许还不切实际。与之相较,我们已经看到,一些地方采取了一些“抓大放小”的策略,对非秋收等重点时段的“秸秆处置”,采取了更为包容、灵活的姿态。总结这种非正式化的执法经验,是否可以对优化正式化的管理举措以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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